父亲打电话来的时候，我正对着电脑上一个千余字的开头发呆。那个开头我已经改了七遍，从清晨改到凌晨，每一个字都认识我，但连在一起就是不肯听话。窗外有鸟鸣，初春的鸟鸣清澈如水，洗着这座城市的早晨。父亲的声音从千里之外传来，带着运河上的风。

“你妈说你又熬夜了。”

“没有没有，就稍微晚了点。”

“我在船上看你发的文章了。”父亲顿了顿，“写得好是好，就是太辛苦了。”

我握着手机，忽然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作为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，这是第一次，父亲把我熬夜写稿这件事，称为“辛苦”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运河上的父亲从不说辛苦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父亲买了一艘水泥船。那时候我还小，暑假总在船上度过。船是家，也是流动的风景。清晨，父亲赤脚踩在甲板上，缆绳在他手里像活过来的蛇，三两下就能把船系好。他掌舵时的背影，在运河的水光里，像一尊青铜的雕像。

那时我不懂什么叫劳动。我只知道，父亲的手永远粗糙，虎口处有厚厚的老茧，那是缆绳和舵杆磨出来的。他的皮肤是酱色的，运河的太阳和风把他吹成了这样。他总在凌晨四点醒来，检查机器，准备起航。柴油机的轰鸣是运河上的晨钟，叫醒两岸的村庄。

“爸，你累吗？”有一次我问他。

他笑了一下，嘴角扯开的纹路里嵌着柴油的黑：“累啥，运河养了我们一家子。”

那时我没有追问。因为我知道，追问“累不累”这样的事，对我们这样的人家来说太矫情了。累是常态，就像运河的水，从来不会停止流动。

后来我长大了，坐了十几年的冷板凳，读了很多书，写了很多字，终于成了一个“文化人”。村里人都说，老周家的儿子出息了，在大城市里写文章呢。父亲听了，只是笑笑，不说话。

但我知道他心里的疑惑。他不明白，为什么写几个字也可以叫作“工作”。在他看来，真正的劳动是搬东西，是扛水泥，是出大力流大汗，是能在手上磨出茧子来。

直到有一次回家，我看到父亲坐在院子里，手边放着一张皱巴巴的报纸。报纸上是我写的文章，关于运河的。他戴着老花镜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念，念得很慢，像在辨认什么。

“写得真好啊，”他说，声音有些沙哑，“就是这些人，船闸上的老刘，码头边的小贩，还有你三叔他们……你把他们都写活了。”

那天晚上，父亲破天荒地跟我聊了很多。他说，我写的那段关于运河上薄雾的描写，让他想起年轻时在运河上遇见的一个女孩。他说，那时候的雾真大啊，大得看不见船头。那个女孩撑着一把红伞，站在岸边，像雾里开出的花。

“你想写小说，就写这些。”父亲说，“运河上的人，谁都有一肚子故事。”

从那天开始，我忽然明白了什么。原来，我写下的每一个字，也都是劳动。是另一种形式的劳动，是父亲理解不了的，但他尊重的劳动。就像他尊重运河上的每一个人，他也开始尊重那个坐在电脑前，一天不说一句话的我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的写作生涯里最难的部分，不是写不出来，而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写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写那些精致的小说，写那些复杂的技巧，写那些让人看不懂的结构。我觉得那才是文学，那才叫本事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坐在书桌前，忽然想起运河上的父亲。想起他掌舵的手，想起他看我的眼神。我真正想写的东西，原来一直都在。是那些人，那些事，那些沉默的、拼尽全力活下去的人。是父亲，是母亲，是在运河上讨生活的每一个人。

说回眼前这篇征文，我已经写了整整三天。不是写不出来，而是一直在想，要怎么写才能对得起这些年的时光。写自己的故事，写父亲的故事，写运河的故事，写所有劳动者的故事。

那天深夜，我终于把定稿发出去。关掉电脑，夜色如水。我忽然想起父亲说过的另一句话。他说，运河上的日子，是实在的。今天过了，就是明天。没有谁能够跳过今天。

写作也是。今天写下的每一个字，都是明天文章里的一部分。没有谁能够跳过今天的辛苦。

凌晨两点，我站在阳台上。城市的灯火把天空映成橘红色，望不见运河，也望不见父亲。但我知道，此刻他一定睡在船上，运河的水声是他的摇篮曲。明天早上，他会准时醒来，检查机器，准备起航。

而我，也会在明天的某一片刻，再次坐在书桌前。从无数个可能里，去选择那个对的词，写下那一句。

我们都在自己的航道上，笔耕不辍。